1979年，我出生在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陕西商州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母亲常年有病在床，一家生计全靠父亲操持。父亲经常是从地里回来，还得给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做饭。那时候，我们家的光景在村里已经穷得冒尖的了。

    父亲每年用从几亩坡地里收回来的粮食，先给国家交了公粮，再给药铺开了药费以后，就仅剩下一家人的口粮了。所以，我们兄妹三个上了小学以后，交不起学费，就成了父母最头疼的事。

    为了让我们上学，父母把全村的人都借遍了。有时候借不到钱，就只好把口粮背到街上卖了，先给学校把学费交了，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再向人开口借粮。可怜的父母每次向人借钱借粮的时候，脸上都是火辣辣的。但是，每当看到我们兄妹三个每人每年都能拿回一张奖状的时候，他们心里却都是美滋滋的。

    1992年的夏天，哥哥领了初二的暑假作业，回家告诉父亲，说初三开学要交36块钱的报名费。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叼着旱烟锅转身走了。母亲说：“我看你们三个都别念了。老二开学上初一，老三开学五年级，以前借的帐还没还清呢，咱再到那儿去借钱？”

    一句话说得我们都哭了。我们兄妹三个谁都不甘心退学，哥哥想着无论如何也应该让他把初中读完再说；我想着我还连一天初中都没上呢；而妹妹呢，才上了四年小学，她更不甘心呀！可这现实情况摆在面前，谁又能一下子改变现状呢？

    当天晚上，母亲骂了父亲一整夜。忍无可忍的父亲一气之下砸了家里的那口大饭锅，说这日子别过了。母亲拖着病体从炕上爬起来跑了，我们兄妹三个哭着找了她一夜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们终于在离村子几里外的水库坝上找到了痛哭失声的母亲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我和妹妹同时表示我们不上了，让哥哥好歹把初中读完。而哥哥却含泪说他不上了，最起码自己也上了两年初中，已经够幸运的了，他不能看着我们俩就这样早早地退学。我哭着说，我也不上了，不管咋样也得让妹妹把书读下去。

    母亲说，要不上就全部都别上了，免得将来长大了，一个看着嫉妒一个。我哥俩说，我们不会嫉妒妹妹的，就让她替我们把我们没有读完的书读完吧！

    就这样，妹妹把学业继续了下来。十六岁的哥哥跟上表哥去西安打工了，而我只好跟上父亲下地务农了。但是我一个十三岁的瘦小孩子，地里的活我还真的干不了。村里有个牛贩子看到这种情况就来找我，让我去给他们家放牛，一个月给我三十块钱，我也就答应了下来。

    眼看着和自己六年寒窗的同学们都进了中学，而我却只能羡慕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就把哥哥初中的书翻出来，看看他们在中学到底学的是什么？我发现那些物理、化学和英语我根本看不懂，而那些语文、历史和政治我还是能看懂的。慢慢的，我就开始自学起初中的部分文化课了。

    为了不让父母看着伤心难过，我经常是白天悄悄地把书带到山上去看，晚上又趴在床上借着灯光偷偷看书，一看就是大半夜。父亲发现我房子的灯经常是“长明灯”，总说我不知道节约用电。他经常半夜起来给我关灯。后来我就在他关了灯以后，用手电在被窝里看书。

    初中的书看得差不多了，我就又去向村里一位读高三的学生借书。没想到平时就有“小傲才”之称的他，趾高气昂地对我说：“嘿！你这么一个小学文化的‘可怜虫’，能看懂高中的书吗？”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次最无情的羞辱！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！我扭头就走。

    回到家，我钻进被窝咬住被角无声地哭泣，任凭泪水肆意横流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继续学习下去，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这个小学文化的“可怜虫”并不无知！为了铭记誓言，我一口气跑到门前的桐树地里，在一棵胳膊粗的小桐树上深深地刻下了“立志图强”四个字。本想着随着桐树的长大，字迹也会越来越大的，结果没想到，这棵树竟被我给刻死了。

    我开始了写日记。没有日记本，我就把哥哥的作业本翻过来写。我把内心的苦闷忧伤全部写在纸上，又将纸悄悄地压在炕席底下，不想让任何人读懂我。

    我退学后的几年里很少上街。因为要上街，必须得从中学门口经过，我怕在那里见到以前的同学，我会尴尬会难过。有时候上一次街，总会偷偷地用平时在山上挖草药卖的钱，在街上的旧书摊上买几本杂志，回家压在枕头底下偷偷地读。

    那时候农村的书是很少的，花钱买杂志看，无疑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了。但是，只要看着书中的故事，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旁人难以体会到的快乐，而这种快乐可以让我暂时忘记痛苦。

    慢慢的我就想，如果我也能把我的遭遇写成故事，该有多好呀！有了这个想法，我就开始自己动笔“闭门造车”。每天晚上听见父母睡着之后，就开始趴在床上编故事，当然，那时候仅仅算是写作文罢了。

    1995年，我随哥哥来到西安，跟着哥哥当了厨师。西安是教育名城，这里高等学府较多。在学校周边有很多的书店和书摊，我一有时间就喜欢去那些旧书摊挑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回来读。

    1998年，凭借我们哥俩学到的一手绝活，我们在长延堡市场开了一个面条加工作坊，专营有着“中华一绝”之称的“岐山大刀铡面”。生意非常好，当时在整个南郊都有不错的名气，很多餐馆和大学食堂都找上门来，让我们给他们送面条。

    但因为大刀铡面是个技术活，产量有限，几年下来，也没能做大做强。每当我到大学校园里去送面的时候，看到那些大学生们美好的校园生活，我的心里就五味陈杂，真的想哭。

    2000年，我的岐山亲戚在公路学院（即现在的长安大学）承包了个餐厅，因为人手一时拉不开，就让我给他们帮了一段时间忙。我这人一闲下来，就喜欢看书，特别是喜欢看杂志，《知音》和《读者》是我最爱看的杂志了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我在书摊上买了一本旧《知音》杂志，看到了一篇叫做《初恋的音乐盒》的文章，非常感人。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感动，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同样是给亲戚帮忙的亲戚的亲戚——王刚兄弟。他听了我讲了一半的故事，就笑着把我的故事打断了。

    他问我：“你知道这故事是谁写的吗？”

    我回答：“霍忠义。”

    他笑着说：“可以这么说，霍忠义是我哥的哥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你把牛从宝鸡吹到西安来了……”

    他见我不信，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其实霍忠义你是见过的，他是公路学院的青年老师。他每天都和我哥一路来咱这儿吃饭的，你忘了？”

    我恍然大悟。王刚是王荣禄小时候的同学，王刚称王荣禄为大哥。王荣禄在公路学院工作了以后，看到王刚在此，就经常来这里吃饭，也顺便看看王刚。他来时总是和一位戴着眼镜，文绉绉的男子同路。他们和我亲戚都是宝鸡老乡，见面很热情。一来二去中，他们见我也熟悉了。可我只知道他叫王荣禄，根本就不知道另一位就是霍忠义。

    王刚的解释让我目瞪口呆！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人，当知道一篇令自己心灵震撼的佳作出自自己身边人的笔下，我激动得难以置信！嘴唇颤抖着，又不知心里想说点什么。只是把右手在左手心里拍得啪啪响，亲戚问我：“你这孩子傻了咋的？”我只是傻笑，无话可说。

    王刚笑着说：“看把你乐的，你要是想认识霍忠义的话，我可以让我哥引荐引荐。”

    我的心腾腾地跳个不停。我自小的理想就是长大能当个作家，可我学业不顺，早早的就踏上了社会，虽然说对文学的热爱是没有间断，自己也在“闭门造车”，写一点见不得人的“作品”，几年来，床头稿纸已厚有尺余，心中一直在渴望能够有机会得到高人的指点，实现我的梦想。

    但是，一下子让我去和一位作家见面，我倒不敢了。我在想，他是一位作家，而我虽然说现在和哥哥也开了个小店，算是半个小老板，但毕竟在别人眼里，咱还是一位打工仔，更何况是在我心里最仰慕的人面前。

    我拒绝了王刚的好意，只是在霍忠义每次来吃饭的时侯远远的注视着他。过了些日子，我发现他竟然是那样的随和，那样的平易近人，我最初的那种感觉没有了。终于有一次，我大胆地对他说了我看了他那篇文章的事，霍忠义听了微微一笑说：“是吗？那是我几年前写的了。”

    原来，霍忠义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难以接近呀！我就说出了我心里的疑问：“这个故事是真的吗？”霍忠义笑了，他说，其实有不少人写信来问他同一个问题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故事就发生在西北大学。

    我惊呆了！对于我，一个二十一岁，对恋爱抱有神秘向往的青年，看了《初恋的音乐盒》这样唯美的文学作品，已经很受感动了，在这里又得到了作者对故事真实性的肯定，那种感受是谁也体会不到的。只感觉咽喉似乎有什么东西哽住了，半晌没再说出话来，就这样看着霍忠义吃完饭走了，都忘了和他打声招呼。

    后来，我陪王刚去王荣禄的宿舍，在那里见到了霍忠义。他住王荣禄隔壁。他对我丝毫没有生分的感觉，像老乡相聚一样热情。自那后，我还陪王刚去过几次他的宿舍。再后来，我就又回去做生意了。

    2002年，我终于壮着胆子把自己感觉良好的几篇作品拿去找霍忠义，让他帮我看看。他那时已不住宿舍了，他结婚了，学校给他分了房。我颤巍巍地把稿子递给他，他含笑接过去，放在沙发旁，并告诉我他会仔细给我修改的。

    一周后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来取稿子。在他家里，他坐下来详细地对我的作品做分析。从语法、修辞到框架、主题一一指导，点明了文章的优点，也指出了文章的不足。

    他笑着问我是什么文化程度？我低着头撒谎说上过高一。他建议我，要想提高写作水平，就要多读一些名著，另外，有可能的话，应该去参加自学考试。

    终于有一天，我鼓足勇气向哥哥说出了我的想法：我想去参加自学考试。

    哥听了很吃惊，但也很支持。我去报了名，可是因为平时太忙，根本顾不上看书，眼看到了考试时间了，自己把教材还没读完。这试自然是没法考了。有心把生意放下来，专心去参加自学考试——但那毕竟是不现实的——只要有这个生意在，家里就有了经济来源，妹妹大学的学费就有了着落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静下心来想了想，觉得我参加自学考试，目的是能够学到实实在在的知识来充实自己，而不是为了那张象征身份和面子的文凭来修饰自己。那么，对于参不参加形式上的考试，已无关重要了。

    于是，我就买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套自考教材及辅导书不断自学，为自己打好牢固的文学基础。梦想着有一天，我也能写出一篇文章来，刊登在报纸上，那就是对我的自卑心和自尊心****的安慰了。

    2003年，一场“非典”袭来，餐饮业首当其冲。好多餐馆都关门了，我们的生意也做不下去，我和哥哥只好分道扬镳了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打了两年工，2006年结婚以后，又重新开始做小生意，有了孩子以后，没人帮着带孩子我又继续了打工生涯。

    在我打工的这段岁月里，我不但读完了自考的专业课，而且还读了不少名著。有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有《喻世明言》《路遥文集》《贾平凹文集》等。这些书对我有着很大影响。作为一个全职读书的学生来说，读书也是要付出一定努力的，而对于我来说，付出的努力自然要比他们多得多了。

    我常常是利用中午休息或者晚上下班后，趴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写笔记，好多书都让我画得框框道道的，有的书还得读几遍。《古代汉语》对我而言，读起来就很吃力。有时候还得翻词典，我就重新找到高中语文书复读，把高中的课程补上来以后，《古代汉语》就慢慢的也能读懂了。

    几年下来，我有了非常大的收获。我开始写一些小小说、散文之类的文章。写好了就四处乱投，从来不考虑报纸杂志的用稿风格。而投出去的稿件全都如泥牛入海，渺无音讯。后来听人说杂志社不收手写稿，我又摸索着学习电脑拼音打字。

    2009年我在陕北榆林打工，5月的一天晚上，我们饭馆打烊早，我就一个人去网吧上网，在网上遇到了霍忠义老师。此时他已是《读者》全国百名签约作者之一，长安大学副教授，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了。

    他问我最近学习的情况和最近写了些什么？听了我的回答后，他很高兴，对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学的精神表示敬佩。他遗憾地说：“其实像你这样的爱学习的好苗子，如果能考上大学该有多好啊！”一句话说得我泪流满面，我敲出一行字：“我给您回一封信吧！”

    我打开邮箱，给他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，把我小时候的遭遇和这么多年来对文学的执著追求细细地讲给他听。最后，我还即兴写了一段诗：

    “我是一颗开在篱笆墙外的喇叭花，在瓦砾堆里发芽，在荒草丛中分叉；我瘦小纤弱惜惜惶惶，正在拔节的节骨眼上，却遭遇了一场黑霜撒；我不气馁，也不惧怕，我要吹起我不屈的号角，迎难而上，奋力攀爬，让生命力得到无限的升华；我要在，在我彻底枯死之前，把我顽强的种子借着秋风肆意抛洒……”

    因为打字慢，我写完这封信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一天一夜没睡觉，我把邮件发出去以后，就赶紧往回跑，争取在早上9点开门营业之前再睡一会儿。没想到走得太急，把手机丢在网吧里了，再返回来找的时候已经不见了。

    和霍忠义再一次联系上的时候，已经是2009年的10月份了。我们店里来了一位小厨师，他教会了我用手机上网。我打开了我的电子邮箱，里面有两封信，打开一看，一封是霍忠义5月份的回信，他说自打他看了我的信以后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他马上给我打了电话，但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

    他说，作为一名老师，他不能眼看着这样一个好苗子，被“关在篱笆墙外”的。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帮我一把，让我接受一些较专业的培训，来提高我的写作水平。

    而另一封是8月份发的，信中说，他受我的影响，在网上创办了一个美文写作培训班，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，通过网络群聊的方式，专门为像我这样的业余文学爱好者进行系统的授课。8月份已经正式开课了。我看到这封信时激动得热血沸腾，马上照着他留下的QQ群号码加入进去，正式成了他的学生。

    他的培训班主要针对我们这些有一定文字基础的人，传授美文写作的技巧和发表文章的方法和途径。他每节课后还安排一道作业题，来检验我们的学习成绩，并对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作出针对性的辅导。他在课堂上经常给我们提到一个名叫陈清贫的传奇人物，说此人给他修改过多少文章，对他的创作之路有多大的影响等等。

    那时我就想，天，我老师霍忠义在我心中已经是神一般的存在，我老师的稿子都需要他来修改，那人该有多大神通！要是有一天，我能亲眼见识一眼这个“传说中的人物”该有多好呀！

    于是我就在网上找到了陈清贫的资料和相关文章，偷偷的瞟了一眼他的照片，嗯，帅气得像个小周郎！再看了他写的关于写稿投稿的教战系列文章，让人一下子对文学这条迷茫的路，感觉清楚了起来。

    我觉得陈老师就像太阳光，是照不到我这棵隐藏在树林深处大树脚下的小草身上的，但是只要我昂起头，透过那一群大树的枝叶缝隙还是可以看到他那张温暖的笑脸的。有阳光，咱也能成长！我就像那偷学太极拳的杨露禅一样，通过网络学习陈清贫的创作技巧了。

    11月27日晚上9点，我一边用手机听课，一边用压面机压面条，因为讲座太精彩了，思想开了小茬，一不小心，我的右手食指被卷进了压面机辊子右侧的夹缝里了。我随着一声惨叫，拼命抽出手指，只见指甲已经完全不见了，血肉模糊，钻心地疼。老板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做了手术。虽说指头保住了，但恢复后的手指已明显变了形。

    我从医院回来后，在群邮件中看到了老师留下的作业题是要写一篇亲情美文。看着这个题目我心潮澎湃。我想到了这么多年来，我哥像一头黄牛似地为全家默默奉献的事，不由得我泪横双眼。我立刻用其余的四个手指捏着手写笔，在手机邮箱中写下了一篇名为《六指哥哥》（又名《我哥前生是头牛》）的文章，给老师发了过去。

    老师看了以后很感动，他让我再加修改，凝练主题。他说文章不厌千回改，给我讲陈清贫老师给他修改稿子的故事。我修改了几遍后直接投了出去，可是，投出去的稿子又是几个月也没有动静。

    2010年4月1日，父亲突然打电话来，说家里收到一张由《浙江工人日报》寄来的一张一百元的稿费单，问我是怎么回事？我一下子激动不已，用颤抖的声音给父亲如实作了解释。结果父亲在电话那头哭了，哭了整整一个小时！

    这篇文章的发表，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舞。收到稿费的当天晚上，我就即兴写下一篇名为《可怜虫，你小子竟有今天？》的博文（此文后来发表在了《华商报》上），将积压在心中18年的情感肆意地喷发了出来。那种感觉，既是一种痛苦又是一种甜蜜。

    再后来，我就每天晚上十点下班后回到家用手机趴在床上写稿，有时写到晚上一两点，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揉揉着眼睛打着哈欠就去上班，中午两点休息时再拿到网吧修改并投稿。

    半年来，已陆续有《黑猫之死》《疤痕》等几篇文章见报，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。有个了解我情况的网友就劝我说：“你那么爱好写作，为什么不把文章投到一些文学网站上，让更多的人欣赏，让更多的人评论？这样有利于你的进步呀。”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。于是我就在一家文学网站上申请了个人文集，将我的十几篇文章拿到网吧一字一字的打出来发表上去，接受网友的评论，力求更好的提高自己。

    慢慢的，我觉得一台电脑对我有多重要，我向老婆申请想买台电脑，她说咱这典型的月光族还玩那玩意儿？坚决不批。终于等到10月份，有一次老婆回家看孩子了，我抓住这个时机，把生米做成了熟饭，借了八百元买了一台旧电脑。

    等老婆回来时，看到我冒着“跪搓板”的危险买回来的电脑，她脸色由乌云密布慢慢地变成多云转晴，最后含泪说：“你也没有别的爱好，既然这么执着的想搞写作，咱就攒两个月钱买台好的。”我也哭了：“谢谢老婆，我要用这台旧电脑给俺挣台新电脑。”

    2011年，我在网上搜索着学习了一些剧本创作的基础，写了一部名叫《中奖之后》的小剧本，被商洛电视台拍成了电视短剧登上了荧屏。稿费拿到手时，老婆那个得意劲啊，她说咱马上换电脑，好马配好鞍嘛！我说不用，我用这鸟枪还要打下飞机来呢。

    2012年2月15日，晚上七点半，我正在西安南郊电子城一家饭馆忙得不可开交呢，霍老师突然打电话来说，陈清贫老师来西安了，他想带我去见见。我的天哪！这是真的吗？在我心里，陈清贫老师可是“传说中的人物”，怎么就这样真实地从天而降了呢？我拧了自己一下，还能感觉到疼，嗯，这是真的。

    我赶紧给厨师长撒谎说我肚子疼，要赶紧回家。厨师长说，在厕所里就能解决掉的问题为什么非要回家去呢？没办法，我把厨师长叫到一边给他说了实话，给他买了一包烟，他就给我闪了闪眼，放行了。

    我回到房子，把十号发的还没来得及存的工资全部装在身上，我想着这年头嘛，见哪个神不磕头还行？请人家吃饭，那是必须的了。有钱没钱，今日个就豁出去了！

    我风一般地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，赶到长安大学和霍老师一道来到骡马市的锦江之星楼下。我跟霍老师说，我是不是得买包烟啊？霍老师说不用。我说那买点什么礼品呢？霍老师说不用的，陈老师就不是那种贪便宜的人。

    我们上了楼，陈老师和先到的文友李擎柱早早地站在门口接我们了，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几乎都不会说话了……这一切咋就这么真实呢？

    因为房间小，陈老师让我坐在了他的床角，给我倒了一杯暖暖的清茶，对我问长问短的，他问一句我答半句就说不下去了，大伙都笑了。看陈老师和霍老师以及李擎柱聊得热火朝天的，我慢慢地就放松了。

    我听陈老师一说话后面带一个“噻”音，听起来非常有意思。他讲起故事来，那简直像说评书一样，有声有色语言凝练，两句话就能把一个很长的故事讲的清清楚楚。看样子，这都是多年来搞编辑练出来的真功夫。

    话说开了，就不拘束了，我开始向他请教一些特稿的选题问题，并且把我自己发现的几条线索讲出来让他帮我分析。他听了我讲的几个题材，逐一分析给我听，告诉我这些题材的新闻点在哪里，它的故事闪光点在哪里，但是和《知音》的选题标准差距在哪里？他告诉我，一个感人的故事在这座城市里算是新闻，那可以上市级日报，在全省都算是新闻，那就可以上省报了，要是在全国都是新闻的话，那才可以上《知音》的。

    临走时，陈老师送我一本他的真传 《写稿赚钱18技》，并亲笔为我签名，我们又在一起合了影。我邀请陈老师出去吃顿饭，但他说他吃过饭了，坚决不去。我的手在裤兜里把那点钱都捏成了钱饼了，结果没给他花一分还拿了他一本书回来了。真是赚大了！

    回到家，我就打开书一下子看到凌晨三点多。感觉这书和专业的工具书就是不一样，工具书尽是理论，可操作性太差，而《18技》是完全可以照葫芦画瓢的，很实用。通过短短几天的挑灯夜战我就把这本书读完了，每天上班时还在对书里的技巧做思考回味。那时就想，赶紧再找一个好的题材让我练练手，投稿目标是《知音》。

    2012年8月，从一个同学那里听到一个好题材。她让我把这个故事在《华商报》（因为此时我已是《华商报》的“市民记者”了）做个报道。我感觉这个故事很震撼人，所以就打算把它报给陈老师，但是同学说这个题材他给《知音》编辑报过了，没通过。

    我想，那怎么办呢，可能是她把故事的新闻点没有把握好，我又重新根据她的讲述，把故事的梗概组织一下，想报给陈老师，但是又想，也许这题材不是太好，等有更好的再报给陈老师吧。正好这时，另外有个《知音》编辑找我聊天，我就把这题材顺便报给了他。结果他看了选题说让我去看采访，第二天，我就请假去采访了。

    回来以后根据陈老师《18技》里的套路，还有面授时给我讲的种种纪实写作技巧，写出了我的第一篇纪实稿《企鹅女人生命史诗，我在屋子里攀岩》，经过责编和陈老师的共同指导，最终发表在《知音》2012年11月下半月版上！

    这篇文章的发表，可了不得了！一下子轰动不小，《华商报》以《掂大勺不忘文学梦》为标题，对我做了整版的报道；陕西电视台记者跟踪采访了我半天时间制作了以《盛开在篱笆墙外的喇叭花》为标题的专访。虽然我不想以此来炒作自己，但是《三秦都市报》和商洛电视台等媒体还是追到我们店里赖着不走，硬是把我当作正能量典型对我做了报道。

    可笑的是，电子正街有三个算命的道人也拿着报纸找到我们店里来，说要帮我“助运”。由此可见，在******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，对于一个写手来说是件非常体面的事情。

    当稿费单递回老家时，整个山村沸腾了，谁也没料到一个小学文化的孩子能靠写作挣大钱？更没有想到，写几千个字卖的钱，比他们在山沟里忙活一年收的粮食卖的钱都多！

    2013年后半年，《华商报》举办招募本土青年写手活动，一下子全省大小写手齐上阵，我也把我的各类稿子投给了他们，但是一直没有动静。后来，我按照《18技》上说的先研究报纸风格再投稿。

    等我把他们的风格研究透了，再跟陈老师通了几次电话，然后一连串写了十多篇的具有一定固定风格的作品逐一投给他们。这下，我的稿子终于被他们发现了，并见诸报端，而且是同期写手里发表作品最多的一个，并把我评为“华商报副刊家族签约作家"。

    在签约现场，文豪贾平凹亲手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，他告诉我们：“你们都还年轻，将来谁能出什么样的成就，现在还说不来哩，文学的道路上不是武侠江湖，有个大侠挡着你的道路，你敢超越我，我就先宰了你！文学不是那么回事，每个人的进步都是自己的，谁也挡不住。记住，文学道路上的关键词是：爱好、奋斗和坚持！”

    我牢牢地记住贾平凹的话，默默地为爱好奋斗着坚持着。

    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从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“可怜虫”到今天能够写稿赚钱，干着文化人的活，简直称得上是一个传奇。

    细细想来，这也是一种蝴蝶效应产生的结果：我要是不到公路学院打工，就不会认识霍忠义；不认识霍忠义，就不知道陈清贫；不知道陈清贫，就不会在网上搜索他，也不会看到他的教战系列文章；不看那些文章，就没有能力写出那篇纪实作品发表在《知音》上，没有这篇文章的发表，我一个做饭的伙夫也不可能被省市多家媒体争相报道，为我宣传的。

    但我也清楚地知道，自己还只是一根“嘴尖皮厚腹中空”的山中竹笋，一棵“头重脚轻根基浅”的墙上稻草。在文学的道路上，咱还依然是个摸黑前行的孩子，但我已经看到了信念中的那颗启明星。

    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！后来，我便正式拜在陈清贫老师门下，成了“陈家大院”幸福的一员。我坚信，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明天一定是光明的。（刘建涛）

 
    作者简介：刘建涛，陕西商洛人，1979年生，笔名墨寒。商洛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商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，《华商报》副刊签约作家。创作有打工歌词《归心似箭想回家》（央视2015年春节对此做过期特别节目）、歌词《回家》（与人合作）、歌词《丹江河边花儿开》。目前已创作的《百家碎戏》栏目剧本八部，已拍摄的有六部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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